摘要：也就是说，协定是条约的一种。 ...
他们在三一学院的一位同事说道，在二十世纪50年代之初，韦德主要工作是以与梅加里的合作为主。
108名研究生就重庆等地著名商标地方性法规提起备案审查建议。第6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
此时，法院为当事人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提供了法律救济，已经足以保护当事人的法律权利，完成了司法功能。根据德国基本法及宪法法院法的规定，联邦政府、州政府、联邦议院等有权在法律实施以后，抽象地向宪法法院提出审查请求。[38]从判例看，统治行为的范围包括国会两院的自律行为、弹劾裁判、条约、恩赦、修改宪法及自由裁量行为。如果法院同意当事人的异议，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二十)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
但这些公民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启动合宪性审查之后，似泥牛入海毫无消息。从判例看，其回避对政治问题进行审查的原因有：(1)法院的能力、缺乏权限或者自身对权力界限的认识方面的原因：对该问题的处理权限宪法已明确授权政治部门，不存在作为处理该问题判断基准的法律原则，该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或者不仅仅是政策选择问题，对该问题作出判断所必需的证据、情报在收集上属于不可能，法院的任务是对个人的权利作出裁定但该问题已经超出了个人权利问题，法院欠缺对该问题作出判断所必需的专门判断能力，法律以现行宪法体制的正统性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而对现行宪法的正统性不能作出判断。比如，法国宪法委员会仅有的三种程序类型均属于规范审查，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实践自然也应从规范审查开始。
全国人大似乎也接受了这一意见。在迄今为止的1342份具体规范审查裁判中，有1086份是由两庭做出的，256份是由三人小组做出的。[3] 比较有代表性的宪法诉讼法著作有：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Stellung, Verfahren und Entscheidung, München: C. H. Beck, 10. Aufl. 2015（该书第5版中译本：[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不同之处在于，为了控制案件数量，同时避免宪法诉愿演变为由公民启动的抽象规范审查，应当将穷尽法律救济途径作为提起诉愿的前提。
比如，对裁判的合宪性审查具有高度的司法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现有的组织结构和人员组成，在功能上能否胜任这种工作？再比如，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是全国人大的组成部分，那么应如何防止对裁判的合宪性审查演变为人大对司法机关的个案监督？个案监督的问题虽然在《监督法》立法过程中经历了争论，但最终已经被明确排除。[30] 结合以上两点，实践中绝大多数的宪法诉愿都是裁判宪法诉愿。
真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还有待于逐步建立中国的宪法诉讼法学科。但宪法法院对裁判上的重要性概念设置了更高的标准：在系争规范无效和有效的两种情形下，普通法院必定会在原审程序做出不同的裁判，只有在此种情形下，才能认为该规范对于裁判是重要的。而关于此处的直接，宪法法院认为，一般情况下，法律本身并不对公民造成直接影响，而是必须通过一个执行行为（Vollzugsakt）。只是在最终的宪法诉愿中，仅允许将裁判所依据的法规范——而不能将终审裁判本身——作为诉愿对象。
抽象规范审查在实践中作用不彰，又有可能成为政治争议的延伸。第二，就权限争议而言，其涉及各宪法机关之间的权责关系，合宪性审查机关对其他宪法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进行裁决。即便在采行宪法法院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对于是否设置裁判宪法诉愿，争议也比较大。德国的经验说明，抽象规范审查程序在实践中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性。
这一点在抽象规范审查程序的提请时间节点上体现得很明显。在德国的语境下，这一制度至少面临三方面的挑战。
但在我国的语境中，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将会面对的主要问题可能不是案件太多，而是案件过少。宪法法院提出这一限制，主要是为了避免宪法诉愿演变为一种由公民启动的抽象规范审查。
这种控制机制并非不重要，实际上，在之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实践中，法律委员会发挥了重要的合宪性控制功能。[21] （一）合宪性审查机关与法院的联动 由于每个审级的法院中的每位法官都可以启动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因而在德国，该类型案件的数量是比较多的。但因为几乎所有的法律——尤其是在涉及概括性条款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情况下——都存在解释空间，所以，在大部分裁判宪法诉愿中，宪法法院都只会判定裁判违宪。待宪法法院就该法律的合宪性做出判断后，普通法院再恢复原案件的审理程序。上述专家建议稿中提出的后三种程序类型，实际上就分别对应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抽象规范审查、具体规范审查和宪法诉愿程序。[1] 尽管与该提议相比，此次修宪选择了改革成本更小的更名方案，但毕竟是迈出了合宪性审查制度建构的关键一步。
[11] 这样一种审查，至多只能解决法律草案中存在的明显违宪的情形，对于上述两个层面上法律适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无能无力的。第一个途径是合宪性解释优先，即要求普通法院法官首先对系争规范做合宪性解释，只有在根据公认的解释原则无法得出任何正当且与宪法相符的解释时，[25] 才能认为该规范违宪并提请具体规范审查。
从1951年成立到2017年底，联邦宪法法院66年来只受理了180件抽象规范审查申请，做出了117件此种程序类型的裁判。这是因为，第一，规范审查是合宪性审查的核心，无论何种类型的合宪性审查制度，都必然包括规范审查程序。
当事人的申请必须经法官审核，但要明确，将有违宪之虞的法律法规提请审查，不仅是法官的权利，还是其义务。宪法法院有可能只认定裁判（对法规范的解释和适用）违宪，也有可能同时宣告作为裁判依据的法规范违宪，还有可能进行更精细的处理。
第二个原因是维护法秩序的统一性和安定性，如果各级法院均有权决定法规范的效力，那么难免出现意见分歧，法秩序就有可能产生分裂，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设置避免了这种不一致。法官逾越宪法界限进行法的续造。合宪性审查是一套科学的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10] 而事前审查实际上是立法过程的一部分，完全脱离案件和情境，只能采取所谓的文面判断的方法。
有的是直接针对司法裁判，间接针对法律（认为裁判依据的法规范违宪）。这是因为提起宪法诉愿必须主张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且必须是针对自身、现时、直接的（selbst, gegenw#228;rtig und unmittelbar）侵害。
[24]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这一目的。宪法诉愿 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改宪法，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宪法修正案》第44条第2款、《宪法》第70条第1款）。
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即便就能否针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审查还存有疑虑，至少也应先将审查对象扩大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但如果允许反对党立刻就此提起抽象规范审查，宪法审查就有可能异化为政治过程的加时赛，只是赛场由议会转移到宪法法院而已。[23] 比较宪法学的研究表明，具体规范审查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程序类型，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实现了合宪性审查机关与法院的联动，实现了合宪性审查与司法裁判的联动。[12] 邢斌文：《论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中的合宪性控制》，载《清华法学》2017年第1期，第185-188页。[14] BVerfGE 25, 308. [15] 针对同一法规范，有时会有多个主体同时提请审查，这些申请在受理时会分别编号统计，但之后会被合并审理。
法律通过后，由基民盟、基社盟执政的萨克森、图林根和巴伐利亚三个州州政府随即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请抽象规范审查，法院最终于2002年7月判决该法合宪。具体而言，有的是仅针对司法裁判。
当然，在个别情况下，宪法法院也例外性地允许直接针对法律提起宪法诉愿，即所谓法规范宪法诉愿/针对法规的宪法诉愿（Rechtssatzverfassungsbeschwerde）。就此，《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第1句已经指明，只有在普通法院的裁判取决于某一法律的有效性，而法官认为该法律违宪时，才能够提请审查。
但问题在于，此次修宪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替代法律委员会，对于此种意义上的事前审查，并无实质性的提高促进。在这个意义上，规范审查程序都是抽象的。
